题记：10岁的孩子被送进了美国学校，上英文课，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写论文，题目居然大得冲天：《我怎么看人类文化》；上历史课，老师让孩子扮演总统顾问，给国家决策当高参；在中学的物理课上，作业竟然是一个市政研究项目——城市照明系统的布局；而道德教育，居然是从让孩子们爱护小动物开始。

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没有统一的考试，没有对学生的三六九等的分类排位。这就是呈现在一个中国记者眼前的美国教育。

面对与中国教育截然不同的“西洋景”，种种的疑虑、困惑接踵而至，美国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这究竟是教育学者的危言耸听，还是对人与教育之间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

我们中国人是否认真反省过我们的教育？我们中国的教育有缺陷吗？如果有，在哪里？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全面谋划自己未来前程的民族，应该怎样审视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的教育环境？

美国小学给10岁的儿子留的作业是写一篇论文，题目吓我一跳：《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学习二战史，美国老师竟然让10岁的孩子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种种躲闪不开的冲突与思考，我由此“遭遇”美国教育。

当我牵着10岁的儿子登上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飞往美国洛杉矶的班机时，心中就充满了疑惑：我不知道在孩子这么小的年龄就把他带到美国去，是不是一个失策？一位朋友的劝告还响在耳边：最少应该让孩子在中国接受完基础教育再到美国，因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完整、最系统的。多少专家也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很出色，而基础教育绝对不如中国扎实。

直到我把儿子送进了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内心的忧虑终于得到证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在学校最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到3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开眼的是儿子根本没有教科书！那个金发碧眼的女教师弗丝女士看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6年级以前，他的数学是不用再学了！”面对她那双充满笑意的蓝眼睛，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是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中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我的心就觉得沉甸甸的。在中国，他从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满满的、沉沉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他换了三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让人感到“知识”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国，书包里没了负担，孩子精神上就更松快了，这能叫上学吗？一个学期过去了，把儿子叫到面前，问他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着送给了我一个字正腔圆的答案：“自由！”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我的脑门上。

此时，真是一片深情怀念中国的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孩子老是能在国际上拿奥林匹克学习竞赛的金牌。不过，事已至此，总不能再把他送回国去呀？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之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那些借来的书一边打着计算机，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作业？我忍不住凑过去看，儿子打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标题是：《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是一个小学生的作业？这样天大的题目，即便是博士，敢去做吗？于是严声厉色地问儿子这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

我一时语噎：真不知道让一个10岁的孩子去运作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干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偌大一个中国，它的地理和文化，它的历史和现状，一个10岁的孩子能说得清么？我只觉得一个10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弄这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的是一本20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我没赞扬，也没评判，因为我自己有点发懵，一是我看到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使用的写作论文的方式，那时，我30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个作业又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边际可循，那这次真可谓是不着边际了。

儿子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饺子是文化吗？”

“饺子？文化？”我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为了不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真是没少下功夫，我们总算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复复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计算机前煞有介事地做文章。我看他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怎样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但愿我这个虎头虎脑、从来就对“吃”兴趣无穷的儿子，别只是在饺子、包子上大作文章。

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很快就把文章做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10页，又是自己设计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那一本一本的参考书。

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特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样子，似乎他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布置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

没有评价，既未说对，也没说不对。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骄傲，但是她为我们震惊。

“是不是？”儿子反问我。

我无言以对。心中始终疑疑惑惑：弗丝老师希望他们进入什么境界？

儿子6年级快结束的时候，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是作业，这分明是竞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开始对美国的小学教育方式有了一些理解。老师正是在是通过这些设问，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引导孩子们学习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

看着12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情景：按照年代、事件死记硬背，书中的结论，有些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时我在想，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难有新的创造。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计算机和缩微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像资料了。有一天我们俩为狮子和豹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两种动物的录像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审视美国的小学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弗丝女士：“你们怎么不让孩子们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我上小学时，可没少背课文，没少背教科书的要点。

弗丝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不禁想起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谈话。他学的是天文学，从走进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学位整整5年，一直以优异的成绩享受系里提供的优厚的奖学金。他曾对我说：“我很奇怪，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我想，他感受的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施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在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现代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

1995年，我回国后，将自己对美国小学教育的观察与思考写成一篇小文章。出乎我的意料，就是这样一篇小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小的反响。中国最火爆的周末报纸《南方周末》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教育部的机关报纸《中国教育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全国上百家报刊和网站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摘刊物《读者》与我签订了向他们终生授权转载我的文章的合同，一些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引用了这篇文章，一些探讨中国教育改革的书籍也收录了这篇文章。我当时还在想：这年头中国是怎么了，我写的那么多反映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都没有什么反响，一篇小小的文章居然这样引人注意。中国人可能还是需要看些轻松的东西吧！

不过，我很快发现，那篇小文章之所以有点“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是因为它恰恰触动了我们中国人心中最为沉重的事情。

文章发表后的几个月，我当年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举行40周年校庆，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把她的女儿带来了，小姑娘眼睛里分明带着种种不情愿的神色，大概是被母亲强迫而来。我的这位同学这些年来让这个女儿折腾得苦不堪言，小姑娘就是喜欢英语，对别的课程没有兴趣。马上要中考了，当妈的急得茶饭无心，每天都与女儿较劲：你光是英语好，别的科目不好，不也是考不上好学校？

大概是作母亲的情急之下唠叨太过，弄得母女关系十分紧张。我安慰我的同学，让她换个思维方式，给孩子一些自由。我说到了我的儿子，说到了美国的小学教育。

这个小姑娘在一旁听着，突然睁大眼睛，惊异地看着我，问道：“叔叔，你是不是写了一篇文章，说你的儿子在美国上小学的事情？”

我说：“写美国小学的文章可不少，你看的是哪一篇？”

小姑娘说：“文章有一段是这么写的：‘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是不是这篇文章？”

我很吃惊，一个小姑娘怎么把这么长的一段话都背下来了？我告诉她，这篇文章是我写的。

小姑娘有些雀跃地说：“叔叔，你知道吗？我把这段话用刀子刻在我的桌子上了。我是在《读者》上看到这篇文章的，看了很多遍，都快给背下来了。我想，我要是在美国的学校上学就好了！”

——一个孩子，竟然用小刀把描述美国教育的一段话刻在桌子上，这是为什么？她究竟被什么所打动？

与孩子聊起来，方才知道，他们的课业太沉重了，以致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或者想做的事。学校对她们的管理也太严格了，甚至不让女孩子留长头发，进校门有人专门检查。这个小姑娘无法想像，世界上居然有不用“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的地方！有鼓励孩子们给总统决策提意见的地方！孩子太渴望在学习中能够自主、能够轻松、能够快乐了，他们太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太向往课堂外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了！

后来，我的小侄子的经历，也给我上了一课。

那年7月，小侄子从小学毕业，正赶上中国开始倡导“素质教育”，小学生升中学一律取消考试，就近分配。

按照地理位置，我的小侄子可能被分到他们住处附近的一个“臭沟学校”，这是全家都难以容忍的。于是，一家人动用各方关系，历经周折，才找到京城一所有名的寄宿中学，交了3万元“赞助费”，把小侄子送了进去。

大人们终于释然，似乎这3万元买来了小侄子的前途。我问我弟弟，这年头不是都开始“素质教育”了吗？你们还花这种钱，费这种精力干什么？

我弟弟一脸苦涩地说：“什么素质教育啊，孩子高中毕业还不是要考大学？考大学还不是要看分数？你不给孩子找个好中学，不是耽误他一辈子？”

我无言以对。

小侄子进了新中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本聪明活泼的孩子，每个周末回家，都像霜打了的茄子秧似的，没精打采。到了星期天晚上送他回学校时，常常哭丧着一张小脸。以至于后来竟要父母做说服工作，就像当年送他上幼儿园一样。有几次孩子还掉下眼泪来。

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受不了这个学校，纯粹是个集中营。”把学校说成集中营？这太过分了！于是大人们开始教育孩子。

但小侄子倒振振有词地控诉起学校：晚自习从6点半到9点，做完作业只许看教科书，其它所有的书都不让看。小侄子撅着嘴说：“教科书有什么可看的？前面的内容全知道，后面的内容都不懂。每周只有两节体育课，连玩的时间都没有！”

控诉完，小侄子还大放厥词：“不让我们玩，就是剥夺儿童的人权！”

大人怕这孩子童言无忌惹恼了学校，于是教育他说：“你懂什么是人权？让你上这么好的学校，你还觉得剥夺了你的人权！你没看电视上那些非洲孩子，饭都吃不饱。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就欠把你送到那儿去过几天！”

没想到，这一下小侄子倒来词儿了：“我还想去非洲呢，我还不知道非洲什么样儿呢！电视上的非洲我都看不到！学校也不让看电视，连广播都不让听！有一个同学带了一个小收音机，被发现后当场就没收了。”

小侄子愤愤地说：“现在倒好，我不仅不知道世界大事，就连国家大事也不知道。和傻子一样，还当共产主义接班人呢。”

我对他说：“你这个年龄不把精力全部放在学习上还想做什么？我们年轻时候正赶上‘文革’，上山下乡，中国的书只能看毛选，外国的书只能读马列。想学文化知识还不行呢，你们现在多幸福。”

没想到小侄子一脸老成地叹息道：“你们那个时候才幸福呢，不用考试，不用受我们这样的罪。”

我有些吃惊：我们的教育怎么把今天的孩子弄得如此不知好歹，竟然向往起“文革”那样的文化荒漠？

有一次小侄子还说出了更为极端的话：“你们再让我上这个学，我就会死！”这让全家人都吃了一惊。我心中产生的疑问也更加深重了：中国教育何至于如此残酷，竟然让天真烂漫的孩子会想到了死？

同学的女儿与我的小侄子的事情，使我开始思考我们今天的教育。我发现，中国的基础教育越来越走向一个极端，分数被抬到一个越来越高的地位，孩子们被越来越紧的紧箍咒勒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每天被拴在桌前十几个小时，原本天真烂漫的童年陷入过度沉重的学习苦役之中。要说小侄子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他们拥有的天地太狭小了，他们离课堂外那个精彩的世界也太遥远了。

我们为什么只把学生的视野、思维甚至行为的准则限制在如此狭小的教科书、课堂和校园之中？

我真是担心，在这样的禁锢之下，让孩子们为了几门课程的考分而耗尽他们能量无限的生命，其结果恐怕不止是让孩子失去学习的兴趣，甚至不只是让孩子们生出“敌视”教育的心态，更可怕的是造成了孩子们狭隘的眼界和心胸。一个孩子比身边的同学高出几分都会受到奖励，以至于他们可以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这些为今天的考题活着的孩子在人类明天的文明进程中会居于什么位置？

我们真的必须剥夺孩子们的轻松和快乐，真的必须让他们与精彩的现实世界隔绝开来，才能使他们成才吗？

儿子在美国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校举行了一次家长会。这次家长会与我在中国参加过的家长会完全不同，班主任弗丝女士“导演”的“故事”让我在惊异之中，重新认识着孩子，重新认识着自己，也重新思考着我们的教育。

那是儿子在美国小学上6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带回一个学校要开家长会的通知。儿子告诉我，老师说了，家长必须出席。

这可是不容易，孩子在美国小学呆了快两年了，这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我当然要认真对待。我在脑海里习惯性地整理了一下对儿子成长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归纳了一些我对儿子到美国后在文化冲突下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心想，开家长会时，到了老师面前，免不了要分析一下孩子的问题，我要争取主动，对孩子的剖析包括向老师请教的问题都要有的放矢，别让美国人觉得我们中国人对孩子不关心、不重视，也别让他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到了他们美国的地面上就不懂教育了，我们可是一个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我们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呢！

开家长会的那天，我没有忘记带上笔记本和两支笔，这是我在中国养成的习惯，参加家长会和我参加各种考试时一样，一定是两支笔伺候，以防不测。在中国，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讲的话，我都要记在本子上，争取一字不漏。我相信，老师的话是教育孩子的金科玉律，哪怕忘记一条，或许都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所以我一定要记录得很完整，以便回家准确传达给孩子，自己也好反复领会其中的深刻道理。

开家长会的那天晚上，我提前赶到了孩子的学校，走进会议室一看，气氛有些别样。会议室里又是气球又是彩带的，不像是家长会，倒像是开联欢会。

尽管心里直犯嘀咕，但心里又想，这不是在美国吗？遇到什么“西洋景”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佬什么花样不能搞啊，思维方式不一样嘛。

班主任弗丝女士已经在会议室里等候了，见到每一个孩子的家长进来，都是带着微笑，一阵寒暄，忙得不可开交。人来得差不多了，班主任走到前面，宣布会议开始。

这时我才发现，孩子们也和家长坐在一个会议室里，而且老师也丝毫没有让孩子们“退场”的意思。我有些不解，这不是家长会吗？怎么也让孩子在这里呆着！一会儿要是谈起孩子们成长中的问题，难道就让他们当面听着吗？美国佬这是什么路数啊？不是尊重所有的个人包括孩子的人格与隐私吗？

班主任弗丝女士是教育学博士，我和她很熟悉，特别熟悉她的那种作为教师的“职业性”微笑，这种微笑不仅给你一种平静和安全的感觉，而且给你一种信心和鼓舞。当年儿子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征求她的意见，是让孩子进美国的普通小学，还是让孩子进“双语”学校？弗丝反对让孩子进入双语学校，她带着微笑却不容置疑地说：“请相信孩子的语言能力，就让他在我们这所公立小学里上学吧。有一天，你们会突然发现，他已经在用熟练的英语与同学们聊天了。你们不要担心他的英语，要担心的恰恰是他的中文。”

当时我看着连“Howareyou!”都听不懂的儿子，真是不敢相信弗丝女士的断言。但是后来的事情说明弗丝女士是对的。也就是在半年后的一天里，似乎真的就是在那一天、那一刻，我发现儿子拿着电话和他的美国小伙伴有说有笑地在聊天了！儿子英语虽然简单，但是很流畅。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之前我就没有听他说过一个完整一些的英语句子呢？我不是搞语言学教育的，我不知道这里的奥秘。当然，我一直坚持严格要求孩子在家里一定不能说英语，这倒不是因为听了弗丝老师的忠告，而是我怕孩子真有一天不会说中国话了，我会愧对祖先！感谢老天，我的这一要求让儿子至今一直保留着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汉语口语没有任何障碍。但是随着他的英文越来越熟练，他也几乎不能用中文写作，对中文的阅读也日益艰难了。弗丝老师真的是在微笑中预见了一切。

弗丝老师向大家问好后，带着几分神秘说：“今天对在座的孩子们的家长，可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确切地说，为你们送上这个礼物的不是我们这些教师，而是你们的孩子！”

孩子们此时也交头接耳，嗡嗡地议论起来。弗丝女士说：“孩子们，请不要吃惊，你们当然也不知道这个礼物是什么，因为两小时前，我们刚刚把它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取回来。但是，确实是你们创造了它。”

这时，她向一位站在旁边的老师示意，这位老师转身走出会议室，从外面推进一个有轮子的小桌，上面是彩色的绸布覆盖着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大方块儿。弗丝女士走上去轻轻地掀开了绸布，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一大摞新书。

面对着人们惊诧的目光，弗丝女士很得意地说：“这个学期，我们讲授了英文诗歌的写作，我让孩子们试着写了一些诗，这些诗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我的同事们，于是我们决定把它们汇集起来，印成这本诗集。我想，这可能是你们的孩子们人生的第一部诗歌作品，是他们人生的第一部著作，请各位阅读吧。你们会比我更为孩子们的才能骄傲！因为是你们养育了他们。”

一瞬间，会议室鸦雀无声，所有的家长几乎不敢相信班主任的话。渐渐地，人们开始骚动起来，几位西服革履的家长已经没有了来时的矜持，纷纷站起身来，迫不急待地要看那些书了。孩子们更是喧声一片。

——这太出乎意料了！我们的孩子，眼前这些小学生，竟然写了诗，还印成了书！

老师们把书一本一本发给了家长。我也拿到一本，打开目录，很快看到了儿子的两篇“作品”。

一首诗题为《朋友》，写的是他出国前与国内的小学同学分别的感情经历。儿子离开中国的时候，心里的痛苦，对童年小伙伴的怀念，都是我未曾想到的。他在诗里述说着对童年友情的感受：我们都会长大，我们再见面时，可能都难以辨清对方的脸庞，但是，哪怕我走到天涯海角，童年的回忆也会永远伴随我，直到我白发苍苍。

天啊，离开中国，离开小伙伴，让儿子一下想到了“老”吗？

他自己画的一幅画成了书中这首诗的题图，画面上是一个椭圆形的地球，两个孩子站在地球的两端，仰望着天上的云。

还有一首诗写的是《时间》，我从中听到了儿子对时间的感受。他说，时间本身没有速度，只是因为人的存在，时间才变得不同，就是对同一个人，时间也会变化，当你在不知道去做什么的时候，时间不是慢了，而是快了，因为它在流失；而当你想做的事情太多，觉得时间不够用时，时间实际上很慢，因为你的创造已经拖住了时间的脚步。时间的速度在人的掌握中。

这难道是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社会学意义的解释吗？

为这首诗配的图也是儿子画的，上面是一个变形的闹钟，时针和分针已经变成了人的两只手，正在拉着已经跳出表盘的标示着12个小时的阿拉伯数字。我不敢说这幅画有多大的美学价值，但是它确实反映出孩子对时间的理解。

我一遍遍读着儿子写的诗，刹那间似乎对孩子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复杂，先是感叹，但是很快就被一种自责的心绪笼罩了。我自认为平日对孩子不仅是很了解，而且是很关注的，我是职业记者，平日就是与人打交道的，面对社会采写的也都是“深度报道”，我一直相信自己很了解儿子。但看了儿子的诗以后，我发现我错了。

我发现，我这个比他大了30岁的父亲，对人生的的体会有的时候未必有儿子细腻，甚至在有些地方也未必有他深刻。

我也十分惊异儿子对英文诗歌韵律的掌握。我记得也就是在不久前，我还为他对英文报纸的一则广告的似是而非的解释而恼火，和他严肃地谈过学习英语的态度问题，实际上当然是教训他。儿子当时真是很老实的样子，我还为自己抓住了他的隐藏很深的弱点而暗自得意呢！

看着儿子写的诗，我不禁问自己：我真的知道孩子正在发生的变化吗？我真的了解自己的儿子吗？

捧着这本孩子们写成的“书”，我内心充满了感动！这本书里不仅有儿子此生第一次印刷成书籍的英文诗作，而且记载着儿子到了美国后最初的成长历程，不仅是美国小学教育不同凡响之处的一个实证，也是我作为一个父亲反省自身局限的镜子。我很想多留下一本，于是问弗丝女士能否满足我的要求。弗丝女士笑着说：“对不起，每个家庭只能有一本。这是绝版的印刷。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经费。所以，我们也希望家长们能够支持我们，让我们以后多做这样的工作。”

当老师们推出一个巨大的蛋糕为孩子们祝贺时，会场上的气氛更加热烈。一些美国的家长们忘情地亲吻着自己的孩子，好像是刚刚看到孩子从远方归来似的。显然，不少家长和我一样，被震撼了，被感动了，我们可能真是在这一个晚上，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孩子。

孩子们也显得很兴奋，他们都神采飞扬地聚在一起，侃侃而谈，笑声不断，显然他们在为自己骄傲。

我也看到，家长们都不声不响地走到会议室窗台前，那里放置着一个捐款箱，家长们都在捐钱。这个时候，谁不觉得捐款是桩最应该做的事情啊！

尽管很感动，我还是没有忘记我印象中家长会上的“法定程序”——征求一下老师对孩子的意见，这似乎应该是“家长会”的惯例。我找到弗丝老师，问她，我的儿子在学校有什么问题？老师说：“他要是有什么问题，我可能早就通知你了。不会等到现在。”

可能是想起我与她见面时经常问她我的儿子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弗丝老师笑着问我：“你们中国人总是在研究孩子的‘问题’吗？”

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叫‘未雨绸缪’，还有一句名言叫‘防微杜渐’，还有一句叫……”

弗丝女士微笑着打断我说：“让我们用更多的精力去发现孩子们的可爱和他们的潜能吧，鼓励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心中充满自信，充满光明，充满欢乐，这样孩子才有更大的兴趣去学习，才有更大的力量去战胜困难。”

回家后，我问孩子，你什么时候写的这些诗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儿子说，就是课堂上老师让我们写着玩的，又不是作业。我问：“老师没有告诉你们要出版？”儿子说：“没有。老师就是说，你们写得很好，再努力写，你们中间会出现真正的作家。谁知道她真的把我们的诗给印成书了。爸爸，你说过，作家就是写书的人。现在我们也写书了，我们现在都是作家吗？”

让我怎么回答呢？这本不起眼的诗集，在孩子们的心中有多重的分量啊！可能就是这本小小的诗集，会激发起孩子对于写作的兴趣和信心，未来的作家可能真会是从这里走出第一步！

那天晚上，我发现，当天参加家长会带去的笔记本上居然一个字也没有记。孩子长到12岁以来，我参加了多少次家长会啊，而这是我第一次在家长会上没有对老师说的话作现场记录。

那天晚上儿子也非常兴奋，12点了，还在写他的日记。我发现，从那以后，儿子开始喜欢写点儿东西了，而且写得越来越快。他一有什么感慨，就写上几句诗一类的东西，遇到什么事情，可能就会写出一篇记事散文。

尽管我和儿子都认定，他以后是要学理工科的，自然科学是推进人类进步的绝对的“物质力量”，何况咱们中国人是在美国，为了谋生，为了把日子过好，也都是重理轻文的。但是从那以后，儿子对写作的兴趣始终不减。

我的一些留学生的朋友看过我的儿子写的一些文章后都说，他写作的天赋是受了我这个当记者的爹的遗传。其实，我根本不相信遗传之说，我至今仍然相信，就是那本小小的诗集，激发了儿子对写作的最初兴趣，培养起他对写作的自信心。那本诗集让他相信自己有写作的才能，特别是有用英文写作的才能，于是，他才兴致盎然地尝试各种文体的英文写作。

那次家长会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挥之不去，让我想了很多事情。我感叹美国老师的用心之良苦，他们通过把孩子们的作业编辑成书这样一个举动，完成了一个多么复杂的教育环节！

——孩子们看到自己写的诗变成了真正的书，而且让自己的父母阅读后真正受到感动，于是，孩子们重新认识了自己！与此同时，每个父母都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创造的“奇迹”，在这个“奇迹”面前，家长们也重新了解了自己的孩子。而在对自己孩子全新的了解面前，稍有头脑的家长就不能不反省平日教育孩子的方式，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过程中与孩子的关系，甚至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得失成败，从而去寻找培养和教育孩子的更为正确的途径。

这使我想起在国内的家长会。学校一下开家长会的通知，家长和学生就开始忐忑不安了，如同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家长会上，校领导和老师们高高在上(真是高高在上，有时老师们的讲话是从学校的扩音喇叭里传出来的)，抑扬顿挫地讲着话，时而指出严峻的竞争局势，时而布置艰巨的考试任务，不时会指责一下典型的学生或者家长，接着危言耸听地发布全面警告。此时，家长们坐在孩子们的座位上，低眉顺眼，洗耳恭听。那些平日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的家长，更是心惊肉跳，如坐针毡，受了这番“折腾”之后，还要与折腾完自己的老师再去认真研究怎样折腾(整治调教)孩子的对策。而孩子们呢？此时正躲在家里魂不守舍地猜想着家长会现场的种种景象，充满忧虑等待着父母的归来，不知道老师与家长私下运筹了什么，自己的处境又会发生什么变化？不知有多少孩子在家长会后受到父母的打骂。开家长会的这一天，特别要是赶上孩子在期末考试或者是升学考试前的家长会，对一家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惊恐的日子。家长等待着老师的“宣判”，孩子则等待着来自老师和父母的双重“审判”。

我的儿子在中国只念到小学四年级，我记得从他三年级开始，每次开家长会的这一天，都是他一年中最乖、最老实的日子。每逢这一天，儿子显得特别懂事。实际上，我是从来不打孩子的，也从不为孩子考试高几分低几分而责骂他。何况他从小受我们的影响，总是想做个好孩子，而且也确实做得不错。然而就是这样的好孩子，也还是如此惧怕“家长会”。可见中国学校“家长会”的威严之甚。

我们中国的家长会为什么让家长和孩子感到如此的紧张，甚至恐惧呢？教育为什么把它的服务对象塑造成了惧怕教育的人？这是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异化”现象？那么，究竟是孩子们在内心叛逆了教育，还是我们的教育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背叛了自己呢？

梅克教授说：“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她为什么说得这样肯定？她说，她确信，每一个生命都有特殊的潜能，而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开掘每一个孩子的创造力。这不只是教育学家的理想追求，而是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

1993年，我采访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一位教育学专家梅克教授。

我之所以萌发采访梅克教授的欲望，完全是因为她从事的专业名称和她的研究对象之间那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强烈反差。

她从事的专业是“天才教育”。在我们这些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才似乎就意味着与众不同，意味着超凡脱俗，意味着出人头地……而一说到天才教育，我们就立刻会想到名牌大学的少年班，奥林匹克学校，以及种种为培养特殊人才、而且只有极少数人能享受的教育特权……

而梅克教授的研究对象，却是那些长期被人们忽略的教育水平低下的印第安部落的儿童、新近移居到美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儿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良好教育的儿童和各种各样的残疾孩子。梅克教授在这个领域埋头耕耘了15年。在她的办公室，我看到各种肤色的孩子的照片，贴满了整整一面墙的墙壁。

采访她的时候，我单刀直入地提出了我最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在那些看起来比正常孩子更远离天才境界的孩子中间，进行天才教育的研究？”

梅克教授平静地回答：“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们，他们更容易被社会忽略。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时常会为他们以后的人生境遇感到哀伤。我想，造成这种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行教育在用一个单一的标准去衡量、去要求、去塑造千差万别的孩子，从而制约了孩子们各种潜能的发展。我的研究就是要找出解救这些孩子的办法来。”

让每一个孩子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让每一个孩子最大程度地拥有创造未来生活的能力！这个梦想如此强烈地缠绕着梅克，因此当她摘取了教育哲学博士的桂冠，进入教育科学的殿堂之后，她就急不可耐、全力以赴地去寻找将梦想变为现实的道路。

在苦苦地探索了15年之后，她终于找出一种能够发现各种孩子的各种特殊才能的测试方法。这是一项在美国教育界前所未见的科研成果。

梅克教授采用一种使孩子们兴致无穷，能够积极参与的测试方法，在一种近乎游戏的过程中，对孩子们的各种能力进行严格检测并作出精确的定量分析，从而作出对孩子们的各种能力的准确判断。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孩子的发展特点和需要，制定出不同的教育规划，然后指导教师和家长进行实施。

——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工程！它细致到要对每一个孩子的特点进行全面分析，对每一个孩子的教育进行系统设计。最初，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假想的纯粹的科学实验，很少有人相信这项科学研究对于改革和推进教育实践有多少应用价值。但是梅克教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带领她的科研组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工作成果，终于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老师、家长和教育管理者们的关注。

我采访梅克教授的那年，在亚利桑那州已经有4所印第安保护区的学校、10多所普通学校、加利福尼亚州的50多所学校、北卡罗来纳州的数百所学校，都已经在使用梅克教授的这种方法，对他们的教育对象、对他们承袭已久的教育体制进行重新的审度、剖析和规划。就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学校，也开始使用梅克教授的方法进行实验。

梅克教授对我说：“我的研究遵从一个基本的思想原则，这就是去发现每个学生的长处，并且最大限度地去发展这个长处。而以往人们的观念，恰恰与此相反，认为教育的任务是去发现孩子们的短处，再想方设法去弥补孩子的短处。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孩子们不仅在教育中被放在了被动的位置，而且往往被挫伤了学习的兴趣，甚至会产生不可改变的对于教育的抵触心理。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孩子们能力的开发与培养。”

梅克教授相信：努力发现孩子的长处，激发的是孩子的自信。而专门注视孩子的短处，激发的是孩子的自卑。

梅克教授十分认真地说：“我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哪怕是那些被现行教育的公认标准认为是智力水平最低的孩子，实际上也有特殊才能，这是人所拥有的天赋，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往往把这种最应该重视的东西忽略了。”

我问梅克教授：“你认为推广你的科研成果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人的观念。”梅克教授回答得十分干脆。“可能传统教育理念太强大了。人们习惯于要求孩子们去适应教育提出的标准，而不是让教育去满足孩子发展的需求。这个观念不改变，教育就难以走出自己的误区。”

梅克教授提出了教育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应该让人去适应教育，还是让教育适应人！

梅克教授说：“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每一个孩子都是富有创造力的生命，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发现他们的天赋。我想，文明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应该能够看到每一个生命拥有的价值了。”

今天，梅克教授的想法，已经得到美国教育界的普遍认同。这种观念不仅承认差异，而且尊重差异；不仅尊重一般性的差异，而且尊重特殊性的差异，在他们看来，人的千差万别恰恰构成了人的丰富多彩的创造力的基础，而教育的任务恰恰应该是把人的各种各样的能量发掘出来，而不能像可口可乐的生产线，把自己的产品造成一个模样。

采访过梅克教授之后，我对美国教育为什么通常不用一成不变的方式去授课，不用一套标准答案去测验学生的能力，不用类似于成绩排位的方式去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为什么能够给学生那样大的自由度，让学生们去想像、去发挥、去施展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多的理解。

梅克教授说的一句话深深震动着我：“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

我想，或许正是这样的理念，推动了美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于这种对人的价值的认识，人们才能注意在教育中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进而想方设法去开发每一个孩子的潜能。

让每个孩子知道自己的潜能，让每个孩子建立起坚实的自信，让每个孩子从事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这个社会的富有个性的创造！这就是美国教育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他们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处心积虑，孜孜以求，不遗余力。

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由众、参两院经过激烈辩论通过的《美国2000年教育改革法案》。该法案有十大内容，其中第一部分内容是《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确定了美国2000年的8项教育目标。在这8项目标中的第3项目标，就专门论及了基础教育的目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教育的追求：

“全面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学生的基础文化水平，提高全体学生的推理能力、解决难题的能力、应用知识的能力、写作的能力和进行流畅交流的能力，大幅度提高能掌握和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学生的比例；所有学生都要参与促进个人品德良好发展的活动，参加促进身体健康的社区服务和培养个人责任感的活动，接受体育、卫生教育，保证身体健康和精神饱满。使学生学会开动脑筋，成为负责的公民，能接受继续教育并在生产部门顺利就业。”

在这个培养目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人注重的是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学生的基础文化水平，是对孩子们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五大能力的训练，是孩子们的道德水平和责任感的培养，是全面保证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们把上述目标的追求设定在“全体学生”、“所有学生”的身上，也就是每个孩子的身上。

关注每个生命，开掘每个生命的能量！这是美国在中小学教育目标上的国家意志，起码是落在文字上的国家法律。这个法律能否真正落实，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教育渴求。

儿子在美国上小学的时候，我去他们学校考察，发现同一年级的各个班级上课的方式都不一样。同样是教美国历史，有的班级组织看电影，有的组织去博物馆，有的班级的作业是让孩子写文章，有的则是让孩子模仿历史人物进行演说，千奇百怪。

我本来是想跟老师商量一下，找一本教科书，配合课堂教学辅导一下孩子，但却发现，老师根本没有什么教科书。

我问老师：“你们上历史课不指定教科书，学生怎么掌握要点啊？”

老师说：“对于历史，每个人的兴趣点完全不同，看法也完全不同，让孩子们知道一个大的发展脉络就行了，我们不指定教科书正是为了让孩子们不受束缚地接触更多的史料，思考更多的问题！一本不适当的教科书，一是可能限制了孩子的眼界，让他们觉得历史就在一本小小的书里，更可怕的是可能破坏了孩子学习历史的兴趣，让他们此生把历史拒之门外。”

美国的中小学校非常看重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他们提倡尊重每个孩子的性格、习惯、喜好，鼓励孩子的一切想像和创造能力。这与我们中国的教育大不一样，我们中国，从孩子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把一个公认的标准放置在孩子眼前，让孩子们死记硬背，千差万异的孩子都要按照这个标准被剪裁、被驯化。

一个是要孩子们必须适应大一统教育提出的硬性要求；一个是尽可能地开掘每个孩子的内在潜能，促进其自由发展。观念不同，出发点不同，教育的方式就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美国教育部门规定，中小学教育中，语文、数学、科学、地理、历史、外语和艺术七门功课为主课，各学校执行统一的教育大纲，学生毕业时通过考试检验学习情况。作为一个国家的教育，他们也是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标准的。

但是，这个统一的教育大纲，实施起来却又十分灵活。美国并没有为七门主课编写全国统一教材，他们的中小学的教材一般都是由专门公司编写的，市场上同样一门课程会有各种版本的教材供学校及教师选择。这就使学生和教师都赢得了自由的空间：哪种教材更适应孩子的特点，同时也更适合教师的发挥，就去选择它。

美国中小学的其他辅课更是由各学校甚至教师自行决定其内容、教材和教学方法，课程的原则只有一个：贴近生活，务求实用。美国中小学会为孩子们开设园艺、电脑、驾驶、缝纫、烹饪、木工、机械、摄影、绘画、乐器等丰富多彩的实用专业课程。这些课程通过对孩子实行各种基础的技术培训，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让孩子们了解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谋生，让孩子们知道怎么去生活，怎么去谋生的一般知识，也从中激发学生对大千世界、对千行百业的兴趣。

美国基础教育中这样一种高度自由开放的教育模式能够存在，能够延续和发展，还与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接口方式”直接相关。美国没有统一的大学升学考试，学生高中毕业升入大学时只需参加一个“学业能力考试”，这项测验主要是考核学生的数学和语文水平。在一年中，学生可参加几次这样的考试，哪一次的成绩最好，就以哪一次的成绩为准，从而避免了一考定终身的偶然性。

大学在录取学生时，除了看“学业能力考试”的成绩以外，主要看学生平日各学科成绩，看学生的品行、兴趣爱好、特长、个人自传、老师推荐信以及参加社区服务的情况，这时他们看重的是一个孩子的全面素质，并不是一次考试的成绩。如果美国大学像我们这样“一考定终身”，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也不会有现在这种自由开放的景观了。

我常想，教育应该是与制造业完全不同的产业：制造业需要的是标准化，只有标准化，才能有大工业。而教育呢？教育可能恰恰需要的是个性化，因为每个人是千差万别的，开发千差万别的个性潜能，才是产生创造力的基础。只有千差万别的创造力汇集起来，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能量。

有一次，亚利桑那《每日星报》的总编辑约翰·派克请我吃饭，饭后他问我是否要一点甜食，我说冰激凌吧。约翰·派克说：“好！咱们不在这儿吃，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约翰·派克把我领进一个号称是图桑地区最有名的冷饮连锁店，他神秘地一笑，对我说：“你将见到一个有趣的人。”

当我走到柜台前决定选择哪几种冰激凌时，我发现，那琳琅满目的样品都标着我几乎读不出来的英文单词。原来，这里的冰激凌，都是用特殊的香料和植物，采用特殊方法制成的，品种繁多，在大商店里绝对见不到。

这时从里面跑出个精干的小伙子，见到约翰高兴地大叫：“老朋友，你怎么有空来这里？”

约翰指着我：“这位中国记者想吃你的冰激凌，我想他也会有兴趣知道你怎么从一个工科硕士成了一个冰激凌店的老板。”

工科硕士？冰激凌店的老板？我有些吃惊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小伙子笑了，他对我说：“就是因为一个梦，一个孩子的梦，让我成了一个卖冰激凌的生意人。”

他告诉我，小时候，他最爱吃的东西就是冰激凌，可是每次哥哥总是抢他的那一份，他不给，就要挨打。那时他就下着决心：长大自己要开个冰激凌店，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后来，长大了，他尝试过写作，当过摄影记者，他甚至为当一个工程师而修了个硕士学位。但是，幼年时那个冰激凌店的梦想始终缠绕着他。最后，他终于放弃了所有的尝试，来到美国最炎热的“沙漠火地”——亚利桑那州，实现了他的梦想，开了一个配方独特的冰激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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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美国教育[下]